從臺諫制度的運作看宋代的人治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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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臺諫制度的運作看宋代的人治
提要：宋朝是中國古代臺諫政治最發(fā)達的一代。本文的著重點不是宋朝的臺諫制度，而是就兩宋臺諫制度的實際運作，結合儒家的名節(jié)觀，“異論相攪”與“一道德”的爭論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，風聞言事等，進一步探討古代臺諫政治的成敗得失，分析和批判古代的人治。關鍵詞：法治、法制、臺諫、名節(jié)、異論、腐敗、人治。引言法治固然需要有完備的法制，能做到事事有法可依，但縱觀中華數(shù)千年史，更重要的還是對任何權力能夠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監(jiān)督，這才是秉公執(zhí)法的根本保證。因為書面規(guī)定的法制是死的，而人是活的，人可以制訂法制，也可以破壞法制，鉆法制的空子。就以天水一朝而論，經(jīng)過歷代的編纂，法制的書面規(guī)定是十分詳密的，所謂“事為之防，曲為之制”，①任何政務大致上都是有法可依，有章可循，有例可援，然而只要稍稍有點歷史常識，誰都不會承認宋朝是個法治時代，其書面規(guī)定與實施、運作之間，無疑存在著極大的彈性和伸縮余地。中國古代政治，特別從秦漢以來，總的說來，是向著加強君主專制的方向和軌道演變的。但決不是說，皇帝的權力就總是不受任何制約。無論是古人政治經(jīng)驗的積累，還是儒家思想，都相當強調(diào)今人所謂的監(jiān)察權，其中心設計，一是對皇帝諫諍，二是對百官糾劾?！爸G官掌獻替，以正人主；御史掌糾察，以繩百僚”。②宋朝的御史和諫官合稱臺諫，在①《續(xù)資治通鑒長編》，以下簡稱《長編》，卷１７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。②《山堂群書考索》續(xù)集卷３６《臺諫·諫官御史其職各略》。１當時的政治生活中無疑起著重要作用。關于宋朝的臺諫，已有不少論著，特別是賈玉英先生著有《宋代監(jiān)察制度》，作了相當詳細的論述。本文只擬從臺諫制度的實際運作的角度，對宋朝的人治作一些分析。宋朝臺諫政治之特點中國古代的臺諫政治，特別是宋朝的臺諫政治，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專制政治下的一種巧妙的法制設計，是否可作如下的幾點歸納：第一，眾所?知，“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理論是由先秦的法家奠定，并經(jīng)過漢儒的緣飾而形成的”?！爸袊饨▽Ｖ浦髁x皇權的理論是韓非的君主獨裁加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”。①皇帝神圣和獨裁既是基本原則，照理說，代表皇帝“繩百僚”的法制尚有存在的必要，而“正人主”的法制就無從說起。但是，由于儒法學說的雜揉，按《尚書·說命上》之說，“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圣”，諫諍和糾察制度就有設立的必要。據(jù)上述政治倫理，皇帝和大臣決非是天生的圣聰和神明，一貫正確，不能有權就是有理，權位高就是有理。唯有“從諫”，方能達到“圣”的境界。這又與先秦法家強調(diào)君主一人奮私智而獨斷的主張相鑿枘。由此可見，秦漢以降的儒家思想，往往包含著自相矛盾的因素，但又決不是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式的絕對排斥，而在於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的一種平衡式的互補。今人所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，其實正是設置臺諫官的理論依據(jù)。第二，古代儒法兩家都是強調(diào)建立貴賤尊卑分明的等級秩序。自秦漢以來的歷朝，自然都是等級觀念深固，等級制度森嚴。但是，臺諫制度的建立，卻是按照另一種思路，就是從制度上保證小官諫諍皇帝，彈劾大官。依北宋元?時和南宋的官品令，侍御史是從六品，殿中侍御史和左、右司諫是正七品，左、右正言和監(jiān)察御史是從七品。②他們官品雖低，卻可明人不做暗事，“明目張膽”地彈擊高官，批評皇帝。凡是彈奏某個大官，按例必須將奏疏的“副本”遞送此人，③決不是當一個偷偷摸摸的舉報者。用一個不恰當?shù)谋扔?，一個司局級的干部，甚至還不夠司局級，卻可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。這又不能不說是在專制體制下的某種平等和民主精神。此種制度其實是上引《尚書》之說在法制上的貫徹，而與貴賤尊卑的秩序相悖，實際上也是相反相成的互補。國家專門出俸祿養(yǎng)一批官員，不管實際行政事務，而飽食終日，只是對時政以至皇帝、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，橫挑鼻子豎挑眼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相當巧妙的政治設計。第三，允許“風聞言事”。④王安石說：“許風聞言事者，不問其言所從來，又不責言之必實。若他人言不實，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。諫官、御史則雖失實，亦不加罪，①周良霄先生《皇帝與皇權》第２９２-３０１頁。②《職官分紀》卷６，卷１４，《宋史》卷１６８《職官志》。③《老學庵筆記》卷８。④關于風聞言事的研究，可參見賈玉英先生《宋代監(jiān)察制度》第１１１-１１２頁。２此是許風聞言事。”①事實證明，特別是許多埋藏很深的腐敗問題，是很難揭發(fā)的。如果以揭發(fā)不實處以誣告、誣蔑等罪，就等于杜絕了諫諍和糾劾之路，必須允許所論的人和事與實際情況有出入，而實行言者無罪。這無疑是古代監(jiān)察制度的一條可貴的經(jīng)驗，時至今日，仍不失其借鑒意義。第四，在君主專制的條件下，敢于直言是極其不易的。《荀子·臣道篇》說：“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，用則可，不用則去，謂之諫；有能進言于君，用則可，不用則死，謂之爭。”他是將諍作為更高一級的諫，即犯死直諫。《韓非子·說難》將諫諍比喻為觸犯龍的逆鱗，而有殺生之禍。唐太宗也說：“人臣欲諫，輒懼死亡之禍，與夫赴鼎鑊，冒白刃，亦何異哉？故忠貞之臣，非不欲竭誠，竭誠者，乃是極難?！雹谠诠糯臍v史條件下，“文死諫，武死戰(zhàn)”，③確是可以作為文武官員的最高道德標準。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，“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”，“誓不誅大臣、言官”，“子孫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”。④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，其誓約無疑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(jiān)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，體現(xiàn)了專制時代難能可貴的寬容政治。與其他朝代相比，宋朝強調(diào)優(yōu)禮士大夫，臺諫官的諫諍和糾劾條件在不少場合是比較寬松的，他們受到宋太祖誓約的保護，最重的處罰不過是流放嶺南。這是宋朝臺諫政治比其他朝代發(fā)達的一個重要條件。蘇軾說： “歷觀秦漢以及五代，諫爭而死蓋數(shù)百人，而自建隆以來，未嘗罪一言者，縱有薄責，旋即超升。許以風聞，而無官長，風采所系，不問尊卑，言及乘輿，則 天子改容，事關廊廟，則宰相待罪?！雹?盡管宋太祖的誓約在北宋時并未公開，但已經(jīng)造成了無須“文死諫”的寬松條件，導致宋朝臺諫政治的發(fā)達，確是前朝后代所無的。第五，宋人時或強調(diào)，“天下者”，“群臣、萬姓、三軍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”，多少有一種士大夫與天子共天下的民主精神。⑥ 第六，宋朝臺諫合一，兩類官員的職責互相滲透，其實已無分工，御史可以諫諍，諫官也可以糾劾，這也是一大特點。 古代的臺諫政治不能不與士人的名節(jié)密切相關。按照儒家理論，凡是合格的臺諫官，①《長編》卷２１０熙寧三年四月壬午。②《貞觀政要》卷２《論求諫第四》。③《紅樓夢》第３６回賈寶玉語，參見牧惠先生《也來拍拍打打》第１９６頁《論“文死諫”》。④《避暑漫抄》引《秘史》，《松隱文集》卷２６《進前十事札子》。⑤《東坡奏議》卷１《上皇帝書》。⑥《宋史全文續(xù)資治通鑒》卷２０紹興八年十二月癸酉，參見《宋史研究論文集》１９９９年程民生《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》。３他們?yōu)榫S護皇朝的長治久安，決不能只看君主和大臣的臉色行事，而必須能痛陳時弊，其諫諍和彈劾不應是不痛不癢，而應是專戳君主和大臣的痛處。然而這個問題單純從制度上卻是根本無法保證的，全在于擔任臺諫官者的素質(zhì)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臺諫政治也不能不與皇權、相權等因素相關。自秦漢以降，皇權和相權大致是中央集權帝國最重要的兩項權力，兩種權力互有消長，需作具體分析，難以一概而論，但總的趨勢無疑是皇權愈來愈膨脹。宋朝官制的設計，今人可以概括出一個重要原則，就是皇帝集權，臣僚分權，中央集權，地方分權。主持中央軍國大計是宰相和執(zhí)政，合稱宰執(zhí)，執(zhí)政包括參知政事等副相，主持軍務的樞密院長貳。兩名以上的宰相之間，宰相與副相，宰相與樞密院長貳之間，從制度上說，是互相